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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任陆军总长、署理国务总理、参谋总长等职。1924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镇压学生游行，造成“三一八”惨案，被迫下野。
段祺瑞是继袁世凯之后威权最盛的北洋军阀。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坛后，长期寓居天津租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鲸吞了东三省，继而又企图控制华北地区，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日寇在京津物色合适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争取对象之一就是段祺瑞。
在日寇看来，当年的亲日派领袖段祺瑞与日本政府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他退隐后无权无势，但倘若能在傀儡政权中挂名任职，那影响也是不小的。为此日寇派段祺瑞的一些故旧部属劝他出山，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叫王揖唐。到1932年底，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
1933年初，华北局势危在旦夕，蒋介石深恐段祺瑞真的出山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于是急忙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赴天津，秘密安排段祺瑞到上海。段祺瑞此时深感自己处于人生十字路口，他也认定一旦出来做汉奸，便会落到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但又不敢断然拒绝，怕遭不测之祸，无奈之下只好与日寇虚与委蛇。
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恰逢蒋介石执弟子礼派特使来请他南下，段祺瑞就答应此事，随钱新之南下了。
不过段祺瑞决定南下也并非一帆风顺，那位受日寇差遣拉段祺瑞出山的王揖唐，一再劝阻其离津。据段祺瑞女儿段式巽回忆，当王揖唐得悉段南下的决定后，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吵吵嚷嚷：“我们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干得成什么？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行期既定，蒋介石派张群到津，用专车迎驾。就在段祺瑞登程前，王揖唐还不死心，急急赶来阻拦。段式巽正色对王揖唐说：“王大哥，别再来出主意了。”并叫听差：“快送王老爷回去！”同时急忙搀扶其父上汽车，驶出府邸前往车站。
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一行抵上海，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三年的岁月。
段祺瑞在生活安定下来后，便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日寇仍不死心，仍想引诱他出山搞华北五省自治。不久，日寇在天津成立所谓“中日密教会”，谎称段祺瑞为会长，更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四处活动，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助纣为虐。段祺瑞虽在上海，可消息渠道既多又快，深感倘若谣言四处传播，危害必大。于是他致电王揖唐、曾毓隽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余养疴海上，不问世事。目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
段祺瑞自1926年被冯玉祥将军赶下台后，隐居天津，不久就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他日常除喜欢诵经外，就是搓麻将、下围棋。到上海后，他衣食无忧，起居如常。尽管他对世事表现出超然的姿态，但前来拜访的人仍络绎不绝。其中既有国民党政要，也有故友旧部，还有一些新闻记者。
蒋介石几次面谒段祺瑞，敬称“老师”，蒋曾把段接到南京游玩，陪段参观他自任校长的中央军校，一路上搀扶着段，其实蒋是做给中央军校的学生看的。段祺瑞心里很清楚，1935年，他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时，他就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而是一直未就职。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病逝沪寓，享年71岁。段在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内讲“八勿”，忧国忧民，阐述复兴之道，足可传世。其中说：“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望，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段祺瑞去世后，蒋介石拨给段家10万元作为丧殓费用。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表彰段祺瑞民国初年两造共和立功勋。段祺瑞是安徽人，他去世前，蒋介石曾拨款20万元在黄山为段修了墓道，造好了祭堂。但他家人亲友对安葬地意见有分歧。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坚决反对把父亲葬在黄山，公开声称：“老爷子一身事业在北方，应该安葬到北方去。”可私下里他则说：“蒋介石这小子不是东西，将来决没有好下场，咱老爷子身后也不能和他沾上关系。”钱新之为此征求蒋介石意见，蒋一改常态，颇有气度地回电说：“芝帅葬地弟无成见，总以其家庭之意见为重，唯弟意芝帅生前事业究在北平，故若营葬北平，亦可为民族历史增光宠也。”
12月9日，段祺瑞灵柩运抵北平，暂厝于西北卧佛寺。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直到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宠纲和章士钊方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1953年春，段式巽去北京，章士钊、李济深两位老人对她说：“政府买下你段氏一处产业，付款三千元，使用你们的房产，也按粮价折款付给租赁费，何曾作‘敌产’对待？”这正说明，人民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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