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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摇滚“领袖”崔健曾经很武断地说——上海没有摇滚。比起他这样的“庞然大物”，上海摇滚的确有点“小喽罗”的嫌疑
在一个将“神秘园”和“女子十二乐坊”视作高档艺术，并不断地开展“嗓子好坏”比赛的城市，摇滚简直是洪水猛兽，或者可以说是吃错了“伟哥”的小兄弟们。上海欣赏音乐的参考指数是赶时髦，对流行音乐的理解停留在港台唱片“暴发户”的宣传文案与卡拉OK的歌单之间。
凡是稍有觉醒的年轻人，一开始总以拒绝的姿态活跃在地下。他们在废弃的防空洞里排练，在黄昏的地平线上留起长发，在极少数铁杆那里获得声音有点虚弱的拥护。这些寂寞一族在这些年如果上了哪家时尚杂志，也纯粹是造型上的用途，最多是滥情的时尚大姐需要更“强壮”的荷尔蒙——打发她们不年轻的年轻时光。
毕竟神话的时代已经结束，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物质的洪流里打漂。北京摇滚开始以最烦躁的心态交易，而上海摇滚的兄弟们却要单纯很多，说得刻薄一点，他们可利用的资本太少，他们手足无措地面临自生自灭的危险。北京摇滚基础的一部份是乐迷与乐队成员创办的半合法的另类唱片公司，而上海唱片公司的代名词为——港台流行音乐的内地发行商。很多年前的“新星座”也只是把一个高林生当宝的眼光，后来吃蟹的人是有，但在“港台制造”的宣传攻势下，自己倒变成了墙角下的螃蟹，怎么爬也爬不过那酸楚不堪的摇滚笼子。
笼子，不仅是因为现实“逼良为娼”所造成的，还因为影响力实在太小造成的。虽然任何小圈子都有点像——在笼子里的自娱自乐，上海的文学艺术何尝不是？可惜的是艺术可以卖钱，文学可以发骚，摇滚要愤怒未免会树敌太多。当这个城市还在张爱玲的遗风里把生命当摆设，把时尚当文化，有一个叫“顶楼马戏团”的乐队用最猥琐的语言攻击了一把小市民，但他们很快要去收回流传在外的唱片——《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
上海摇滚无法商业，也无法自救。他们从单纯开始，又逐渐在世故中老去。去了再来，却是吉他或打鼓师傅的学生的学生。上海摇滚的谱系越来越复杂，风格也越来越多样，热爱他们的歌迷却越来越少。他们是“惊弓之鸟”，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至演出场地开始阙如；他们也是等待不到希望的“戈多”，出没在地下这样的被低级幻想绑架的真空里；他们更是混迹于朝九晚五队伍里的“甜蜜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个个安份守己的家乡的留恋者，没有离开我们甜蜜的城市；他们是“铁玉兰”吗？恐怕玉兰花凋谢了还没有强硬起来；他们是“扩音器”吗？但已被“学院派”与“赚钱派”当作噪音垃圾来处理。
当我已经用引号的方式来数出上海那些或解散或硕果仅存的乐队时，请不要以为我在诋毁他们，你试试连着几年对着空壁吼吼看。胡彦斌的出现是传统意义的“边角料”对保守音乐堡垒的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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