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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福建地域社会的海洋文化特征得以突显。古代福建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福建现有的大部分居民，源于汉唐以来北方汉人的南迁。南迁入闽的汉人在带来了较先进的陆地农业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如前文所述，闽越人善于使楫驾舟的生活方式蕴育了福建地域社会的海洋人文特征。宋代福建已发展为经济贸易中心，人口激增，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状况却在客观上限制了农业文化的发展，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状况促使沿海居民转向大海谋生，而福建绵长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港湾岛屿又为海洋生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宋元时期，福建造船业十分发达，福建所造海船质量居全国之首。宋人吕颐浩称“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福建航海业已由沿海贸易为主转向以远洋贸易为主，尤以来州最为典型。泉州此时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中外客商云集，货物堆积如山，南宋时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犯多个，到元代则增加到100多个⑨。商人、旅行家、僧侣以及各行各业的外国人云集于此、他们同时还带来了伊斯兰教、天主教方济各派；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多种外来宗教文化，它们与传统的道教、佛教及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等民间信仰在同一时空里兼容并存，相互辉印，使泉州成为“宗教博物馆”。此阶段局部地域的福建文化受到西方文化较大的冲击。明清时期，尽管中央政府屡屡在福建沿海实行海禁，但沿海民众的海洋意识并未因此中断，海盗、海商依然活跃。
第四阶段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阶段。此时期由于福建在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的区域特点和优势，福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迫使福州、厦门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二，这对福建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流同前三个阶段相比，此时西方文化属于外来文化，而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整合后已经相当成熟的福建传统文化反而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土著文化。福建文化此时经历着与近代西方文化的交融和激荡，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开放性，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时期福建涌现了二批杰出人物，例如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严复则是将学习西方文化从器物层面推进到精神层面的第一人，其他诸如沈茂帧、林绿、辜鸿铭、萨镇冰等人，他们均站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文化先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它不仅再次突显了福建的海洋人文特征，更培育了近代第一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视野开阔、通晓外语、掌握近代科技知识，从不同侧面推动着福建文化乃至近代电国文化的发展进程。
由于历史文化传承上的曲折历程；福建文化的构成成分极为复杂，它与闽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汉文化的传入、海外文化的冲击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福建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兼容能力。
三、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环境
在漫长的区域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上的多元性及随之而来的宽容性特征，福建文化的进程已铸就了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环境，这种文化生态环境对于福建的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运动起着精神意识的历史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进程。
文化生态的状况与其相应的文化土壤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历史文化传承上的多元性，福建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动态系统。与此相应地，福建文化生态处于一个多层次的社会文化体系相交织叠压和互动的状态中。这种状态表征为三个方面：
首先，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性的，在现状布局上则呈碎状割据的状态。从源流上看，正如何绵山对闽文化的研究：福建文化的形成与闽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海外文化的冲击、台湾文化的交融、邻域文化的渗透等诸因素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⑩，从而使得福建文化在和外来异质文化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大的融摄力和兼容性。宋元时期泉州多种宗教文化在同一时空中兼容并存、相互辉映甚至有所融合，即是最好的证明。从现状上，福建文化在布局上呈碎状割据的状态，如闽中三山文化、莆仙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南海洋文化等等，它们彼此之间呈相对独立和平行并存的状态，尽管在相互交融上有逐渐加强的现象，但彼此的地域文化距离仍是十分明显的，并且谁都无法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成份在福建文化这个动态系统中共同构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引导和制约着福建区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
其次，福建文化生态在态势上呈既开放又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折射为陆地农业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二者并存且相互交融。这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和视野，前者更富有拼搏开拓的意识，而后者更具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福建山海相随的地理环境迫使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传统农业文化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内向、保守、封闭的文化体系，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固守家园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它往往保持着某种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比较封闭、偏狭，而这在福建浓厚的家族观念中又得到强化和巩固。中原汉人的人迁，对福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他们在迁移入闽的同时带来了中原的陆地农业文化，由于当时早期的福建地域尚处于无序状态，他们必须凭借家族的力量来拓展生存空间，这种状况自然而然地加强了血缘宗族的观念。自宋元以来，福建民间家族制度和家族组织较中原地区更加严密税完善，明清时期福建民间家族组织的发展进入了高潮，各地建们堂、修族谱、崇祭扫之风盛行。时至今日，这种浓厚的家族观念在福建基层社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此相对应，海洋商业文化则往往以动态和开放为特征。福建海岸线漫长，北起福鼎沙埋，南到诏安详林，长达3051公里，仅次于广东省，居全国第二位；但沙提至洋林间的直跟不过535公里，与海岸线相比，曲折率为1：5.7，为全国沿海各省、区之冠。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湾、岛屿众多，海域辽阔。自宋以后，福建人口迅速增长，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中，向内陆延伸困难，人稠地狭的矛盾使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在沿海一带，人们继承闽越人善于舟楫的技术，发展捕捞渔业和造船航运，并日益形成了开放的商业文化意识和坚韧的冒险拼搏精神。福建民谚“走海行船三分命”即道出了海上贸易的危险性，但自家之后，福建一直是中国人从事海事活动的中心区域。宋元时期福建航海业由沿海贸易为主转向以远洋贸易为主，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蓬勃而兴，成为当时福建海洋经济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在这漫长的历史洗礼中，逐渐形成了以商业经济意识为核。动的海洋文化。同重义轻利、礼教森严、内向保守的传统农业文化相比，海洋商业文化具有遇然不同的文化特征，例如重利的价值观、冒险进取的拼搏精神和宽容的开放意识等，它使福建文化既有深厚的本土文化，又有外来人移的东西方文化，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这种颇为强烈的海洋性格，在相当多领域已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桂格，适应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福建成为近代中国新思潮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正与其开拓求新的海洋文化气息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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