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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朴热情，劲直任气、好文尚义是长沙社会风尚的主流。
长沙民俗，乐善好施。修桥铺路，济困救荒，恤贫扶孤，自有热心人倡导，众人踊跃参加。如遇中风或四肢残废病人，便有人做成床轿两用的瘫子轿（或曰风子轿）将病人送到各屋场，由各家轮流供饭服侍。一个屋场轮遍，再送下一屋场，以此循环，相沿成习，叫送瘫子轿。对于外地逃荒者，有人组织施米施粥施药施棺。本地遇饥年暴月，则由当地有识之士领取护照，带领由孤儿寡母组成的逃荒队伍集体外出度荒。如1934年浏阳绥和乡（今龙伏乡一带）大旱，禾苗枯死。次年春夏，该乡贤达沈雁峰；沈科钦等肩挑被窝行李，风餐露宿，组织老弱妇孺约600人去外地逃荒，前后历时数月。对于公益事业慷慨解囊者亦大有人在。1931年长沙遭大水，福禄坤班演员曾紫兰（当时被推为湖湘乐部第一）一次认捐2000银元救灾。是年9月30日她临终前又捐银元600入湖南孤儿院，600元捐贫女院。清末长沙富商朱昌琳先生费巨资在长沙县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每当过年，在城内向贫困者发放年米；对于乡下孤寡老人发固定粮折300多本，每年秋后可凭折领稻谷6担。他还广置义山，给穷人施棺；在黑石渡修义渡，置渡船3艘，派专人司船。昔日长沙小吴门至青山铺的30公里古道失修多年，路窄泥泞，行旅苦之。朱先生捐资铺设麻石路面，以利行人。浏阳伴春周歧阳先生亦在清末民初一次捐款修建石板路20多公里。据史料记载，民国以前长沙的桥梁、渡口、道路等，多数由百姓捐资建成，并设“桥会”、“渡会”、“路会”维持，很多义举至今感人肺腑。如浏阳三口缎昔日有座“苦积桥”，是佣工李忠信用一生节衣缩食积累之钱倡建的。浏阳城东40公里外的老女桥，系明朝甘氏女终生守贞奉母，辛苦纺绩，勤俭积累余资所建成，桥砖携“正德十五年甘氏金贞立”宇样。
好文尚义的长沙民风孕育了无数忠义之士。唐大历潭州刺史张谓赞曰：“至于致礼旧君，请尸归葬，桓氏之子，可谓忠也；殒身强寇，有死无辱，尹氏之女，可谓贞也。式邓粲之宅，足以厚儒风；表古初之坟，足以敦索行。齐鲁之俗，其何远哉！”文中桓氏子（桓阶）、尹氏女（尹虞二女）、邓粲、古初皆长沙人。汉代长沙的罗宏、祝良，晋代虞悝、虞望、易雄，宋代刘、李芾、沈思等均为世人所称颂。近代浏阳谭嗣同为中华民族慷慨捐躯，其壮举不能不是植根于古代慷慨尚节的长沙民风薰陶的结果。黄兴为武装起义筹款，将祖田300多石一次卖光；徐特立为唤起民众断指血书；朱剑凡为培养人才将私园田产累计11万多元全部捐献！为主持焦达峰推翻帝制，周海文、刘肯堂将所经营的各处商号货物全卖光。周还将祖业田400亩（除留5亩供养老母外）悉数变卖，充作革命经费，毁家纾难，慷慨输将，后来囊空如洗，生活极艰而不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风云中，长沙民风大振，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如“九?一八”事件后，湘剧名角罗裕庭有次正准备上台演抗日戏剧，突然接到儿子在上海牺牲的电报。他强忍悲痛，将电报放进口袋，准时上场，直到终场才放声大哭。1944年日寇逼他删除剧目中的骂日台词，他绝食以待，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长沙书法名家郑家溉，1934年拒绝去伪满洲国任职，举家自京返湘；1944年长沙沦陷，又拒绝日伪维持会职务，骂贼不止，投塘自尽，以死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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