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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湖南的知识妇女踊跃地投入了反帝反封的伟大斗争。
一、罢课、罢工、抵制仇货的斗争
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各界纷纷响应，群起声援。长沙、溆浦的女教员、女学生闻风而动。民国8年(1919)5月7日，长沙各校女学生走出校门与男学生一道举行了游行示威大会，通电北京政府，呼吁严惩卖国贼，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9日，溆浦女校校长向警予与县教育局局长童紫剑发动县城各校师生千余人，在寺坪举行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大会，向警予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会后率领师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等口号。几天后，向警予又率领学生拦截了为日商“通裕商号”运货的船队，焚烧日货，持续几天，震动很大。
6月3日，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成立。通过了“全市和全省学生全体罢课”的决议，学生们决心“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女学生们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女学生纵不能持刀跃马，拼死疆场，又岂能坐视国破家亡!”当即，省立一女师邀请周南、艺芳等10余所女校代表开会，议决成立长沙女学生联合会(后改为女学生励进会)，各校设立分会，有组织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接着，桃源、常德、邵阳、武冈、汉寿、湘乡、新宁、衡阳、郴县、宜章、安江、攸县、平江等地的女教员、女学生冲破世俗观念和校方的重重阻挠参加了罢课、游行、示威、演讲等形式的斗争。衡阳三女师组织女子救国会。6月中旬，三女师学生参加湖南学联组织的全市总罢课，她们举着“勿忘国耻，还我河山”等口号的五彩旗帜，汇同千余人在雁峰寺坪集会。游行时女生走在最前面，从南门到北门，步伐整齐，英姿飒爽，沿途群众无不称赞并加入她们的队伍。当时，三女师校长欧阳骏贴出布告，禁止学生参加运动，锁上校门，不让学生与外界接触，并不时出牌传令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何宝珍、肖腾芳、邓金声等到校长室受训。何宝珍愤怒地对同学们说：“当今之世，不是校长横行霸道之时，爱国者，站起来!”并要求同学们剪掉辫子，一律短发。到这一天，一声号令，大家越墙而出，从几个渡口到河西岸集合，参加了大会和游行示威。在宜章县，亲身参加了北京“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从北京回到家乡阁邑学校演讲，宣传“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从衡阳三女师毕业回家乡，在阁邑学校教书的进步女青年曾璞(后改名彭镜秋)在邓中夏的鼓励帮助下，参与组织教育界男女青年成立“宜章反日救国会”，走遍大街小巷向广大民众宣传、演讲、发动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在罢工、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同时，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五四”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在湖南攫取经济权利和资源最为贪婪、露骨的是日本。它在湖南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开设银行的行径，早就引起湖南人民切齿痛恨，湖南人民先后两次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
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成为湖南国货维持会有力的支持者。长沙女学生励进会成立当天，参加女学生励进会的稻田、福湘、衡粹、自治、涵德、遵道、信义、蚕业、益湘、崇实、艺芳等11所女校联合致函商会，呼吁维持国货，取缔奸商，发扬民气。省立一女师乐群会十人团在《大公报》发表《女学生提倡国货通告》，通告说：“外交失败，群情惶恐，忧时志士，奔走呼号，乃有救国十人团组织”，“我女界同仁，分属国民之一，国家兴亡，与有责焉，纵不能挥戈杀敌，效力疆场，然抵制日货一端，则人人能尽之责，且外货输入，妇女装饰消耗之品居多，故妇女购用洋货为尤众”，“国势至此，一发千钧，复巢岂有完卵；忧天恤纬，妇女岂曰无知”。各女校同仇敌忾，抵制日货。长沙街头，一队队女学生，胳膊上一律佩戴着“国货维持会”袖章，挎着盛满国产袜子、皮包、毛巾、牙粉、信纸、仁丹等小商品，随走随卖，随时随地宣传。各女校还组织爱国十人团和演讲队、检查队分头到各地活动。有的深入居民住宅，宣传国耻之重，日货之害，亡国之痛，劝其不用日货；有的到商店检查日货，查出日货，或封闭或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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