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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1840年始)，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湖南和全国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省经济也随之受到影响和发生变化，人民遭受更加沉重的压迫剥削。在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独立富强的斗争中，湖南人民不屈不挠，悲歌慷慨，演出了一出出历史的话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发生，湖南营兵千余人开赴广州助战，与敌人展开英勇搏斗。随着鸦片不断进口，白银大量外流，银钱比价更加提高，人民实际负担成倍增加。从1843年至1850年间，湖南各地多次发生各族人民起义和抗租反帝斗争。
1852年6月，由广西起义的太平军攻入湖南，湖南人民响应起义，入伍者络绎于途，从多方面支持和推动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
十九世纪末，在甲午战争惨败、戊戌变法失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深，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仅甲午和庚子等赔款，湖南每年分摊白银140万两。随着洋货的大量倾销，使湖南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湖南人民奋起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兴办瓷业、冶炼、能源等民族工业，并掀起了群众性的抵制洋货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湖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同盟会首先响应，并于当年10月22日起义成功，升起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的大旗，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援武昌起义的省份。在北洋军阀你争我夺时期，湖南仅从1913年至1920年的7年间，如走马灯式地轮换了8届省统治者，这是湖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兵连祸结，终无宁日，种种暴行，惨不忍睹，一部《湘灾纪略》就是人民血泪的控诉。事实证明，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承担不起时代的责任。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使湖南的革命斗争面目焕然一新。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十天，湖南《大公报》即报道了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六个月后，年方24岁的毛泽东即组建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人民大联合的力量。“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在湖南深入发展，其性质也由宣传科学和民主，迅速转向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党组织成立，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最初阶段的组织发展和革命斗争，奠定了湖南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的基础。正当湖南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际，反动军阀追随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1927年5月21日发动“马日事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马日事变”到抗战爆发十年间，湖南的社会经济也因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而愈加陷于困境。首先是农业状况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地租、赋税和高利贷负担日益加重，破产的农户越来越多，加上水旱灾荒连年不断，全省稻谷产量在100亿斤左右的低水平上徘徊。其次是工业发展停涉不前。除新建官营的少数几家工厂使用动力外，其余均以手工生产为主。据1935年《中国实业志》刊载，全省当时共有大小工厂(工场)23135家，工人总数10万，平均每家不过4、5人而已。由于工农业生产十分落后，湖南对外贸易的逆差也越来越大。省内除有价格低廉的初级矿产品、湘绣、瓷器、爆竹、毛笔等手工业品和茶叶、猪棕、桐油等农产品可供出口外，别无它物，而洋米、洋面、洋糖、洋火、洋布、洋钉、洋油等却源源而来。仅1933年和1934年，湖南海关进口的洋货共值5878634海关两，而出口土货仅值8110海关两，逆差高达724.8倍。全省商业市场已进一步殖民化。大的国货商场只有长沙“国货陈列馆”(解放后更名中山路百货商店)。虽仍宣扬“提倡国货，挽回利权”，却如陷在一片洋货包围中的小岛，收效甚微。全省经济频临崩溃，劳动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湖南抗日群众运动一度高涨。在空前的民族浩劫面前，湖南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成为全国正面战线的重要战场和保卫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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