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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历代朝廷无视民间文学，直到明清都被视为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粗俗的东西而让其自生自灭。但不少有识之士备加欣赏，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搜集“粤歌”人册。乾隆年间李调元搜集整理岭南民间歌谣，辑录各族民歌111首，编成《粤风》一书(4卷)出版，开岭南民歌结集出书的先河。道光年间，招子庸编著《粤讴》1卷，用广东(白话)方言，妙语如珠，生动俚俗，被视为精品。香港总督金文泰特将其译成英文本向欧洲传播，被认为可与古希伯来的民歌媲美，具有不朽的价值。晚清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将，他辑录9首客家民歌人《入境庐诗草》，大大提高客家歌谣的社会地位。广东素有“粤俗好歌”的传统，晚清传播民间文学的风气日浓，为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起了先导作用。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新文化运动把民间文学推进“大雅之堂”。“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的歌谣学会与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成为南北呼应的最具影响的两大学术团体，开展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中大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周刊(后改名《民俗》周刊)，著名学者、教授钟敬文、顾颉刚、容肇祖、何思敬、傅斯年、杨成志、董作宾、崔载阳等是民俗学会的主要成员。在20年代，汕头林培庐主编的《民间周刊》、《民俗周刊》；揭阳县曾成立民间文学会；在《潮梅新报》发行《民间周刊》。这个时期，广东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活动出现一个高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和抗日前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十分重视民间文学的功能和作用，提倡运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歌谣、故事、说唱形式注入革命的内容，运用它来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作用，出现许多歌颂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英雄模范事迹、揭露敌人残暴罪行和瓦解敌军的山歌、民歌和故事，为广东民间文学增添新的内容和开拓新的境界。
建国后，1959年7月就成立了广东民间文学研究机构，接着进行了一系列的搜集整理研究民间文学的工作，组织民间艺术会演，举行民歌演唱大会，培养提高民歌手等。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作序出版的《广东民歌》一书，对广东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后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民间文学这门艺术被否定，有的民间文学作者被迫害致死，民歌手被游斗“示众”。粉碎“四人帮”以后，民间文学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民间文学普查和整理工作，办刊物、出专著，获得多项奖励，开创了广东民间文学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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