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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至192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最全面、最深刻、最剧烈的转型时期。央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试图展示这一历史片段，参与其间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川人的身影。孙中山在《祭蜀中死难诸义士》中盛赞“泱泱岷江，峨峨蜀山，惟蜀有才，奇魂磊落”……
1894年早春的一个中午，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站在离万县不远的多层宝塔面前，精明的船老大穿上最好的衣服同他一起上岸。万县人对未穿中国服装的外国人并不友好，停泊船只周围闲逛的人一边跑向他，一边大叫：“洋鬼子！洋鬼子！”这很可能是进入四川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但绝不是进入四川的第一个西方人。早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就来了，到清末更多。他们给我们的先人带来不安与骚动；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让这些皇朝的子民朦胧的感到：这普天之下并非都是王土，八荒之中也不全是王臣。
四年之后的夏天，四川人刘光第和老乡杨锐一起被赏四品卿衔，任命为军机章京行走，参预新政，同谭嗣同、林旭一起批览处理各地“广开言路”后关于时务的大量上书，代光绪草拟种种维新诏谕。时称“军机四卿”。维新失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６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此后的百余年中“戊戌变法”屡屡被人提起，不断被“纪念”，足见这一历史事件并未完全成为“历史”，而一直和这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变革有着重要关联。四川先贤与有荣焉！
遥想当年，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批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提出“变法”主张，逐渐形成一股维新变革的思想潮流。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始于1875年张之洞创尊经书院。后来不少著名人物如宋育仁、廖平、吴玉章、蒲殿俊等皆出其间。“公车上书”，四川有71名举人签名，他们回川后，迅速将维新变法思想传到各地，保国会成立，在京的川人有14人参加。其后，1903年5月，巴县人邹容撰写的《革命军》在上海大同书局印行。鲁迅在《杂忆》一文中曾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革命军》。”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四川留学生共127人参加。
早在1891年，宋育仁就作《时务论》，提出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政治上则效仿欧洲君主立宪政体，提出“君民共治”主张。他的书在士大夫和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次年秋天，宋育仁上书恭亲王，力主发展本国工商实业，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并要求执政者开放新闻，发展教育，开通风气，培养和选拔人才，“求强致治”。宋育仁曾参与创建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强学会”，1896年回川后，与退职官吏潘祖荫等成立“蜀学会”，创办了四川最早的报纸《渝报》，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宣传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提出改革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议。1897年，宋育仁到成都，兼长尊经书院，并与吴之英等创办《蜀学报》，印行《蜀学丛书》，介绍英国议会章程、西方工商业法规、西方教育制度。翻印《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宋育仁还亲自为《法意》作注，写出《法意钞案》。在此影响下，四川各地纷纷创办新学校，如成都开办“中西学堂”，江津创办“西文学堂”、“算学堂”，遂宁创办“经济学堂”，蓬溪设“崇实学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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