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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据东汉赵歧的《孟子题辞》，象孔子一样，孟子也早年丧父。其母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象《三字经》中传唱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此类故事，见于《韩诗外传》及刘向《列女传》。及长，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孟子非常敬仰孔子，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以未能直接受业于孔子为憾，并自许为“私淑”。象孔子一样，孟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仁政”，曾“周游列国”，他到过齐、梁、鲁、滕、薛、宋等国，游说其君。但孟子出游并不象孔子那样形色匆匆，“如丧家之狗”，他的排场是很大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起而变法，秦起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武、田忌，务于富国强兵，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孟子所到之处，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形式上的尊重，但最终因其绍述唐、虞、三代之德，不合时宜，未能得到重用。孟子在无奈中回到家中与弟子万章等人序《诗》、《书》，祖述孔子之意而著《孟子》七篇。后来，孟子在儒学中受到了仅次于孔子的尊崇，被称为“亚圣”。
后来的儒者（如韩愈等）认为儒家有一个“道统”，由尧、舜、周公而至孔子，由孔子经子思而至孟子，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孔子绍述先朝礼乐制度而以“仁”发明之，孟子沿着孔子的方向进一步将儒学内在化，一方面明确地打出了人性善的旗帜，同时，进一步为其树立了内在的心理情感依据，这就是为后世儒者称道的“四端”说。孟子认为，人性中皆具有本来的善端，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是儒者们强调的仁、义、理、智的内在依据。孟子认为，人只要善于保养、扩充此“四端之心”，就能实现独立的、完全的人格，正是在此意义上，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非常善于诱发人们认识自己的“善”端，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如我们乍一看到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都会产生要去救他的愿望，产生此愿望的首要动机既不是为了博取声誉，也不是为了想要结交于这个孩子的父母，恰恰是当时的情境诱发了我们对于同类生命的一种同情心，此即“恻隐之心”。当时有这样一件事，齐宣王见到一头即将被屠宰祭钟的牛从堂下经过，不忍闻其哀鸣，见其颤栗，于是让宰杀之人用一头羊来替换，臣民都认为其君是过于吝啬，孟子是这样解释的，“见牛未见羊也”，恰恰是牛的悲惨情境直接触动了你的“不忍”之心，而未见到羊，故忍心以羊易牛，这就是所谓“仁术”。孟子由齐宣王的这一点“不忍”之心出发，进一步劝导其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由“不忍人之心”到“不忍人之政”，这正是后来儒者所强调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典型模式，这也是孟子理想中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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