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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是“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的重灾区之一。
中共中央华北局北京前门饭店会议，拉开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帷幕。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后的第5天，华北局前门饭店工作会议开始，内蒙古党委常委以及自治区各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会议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和过渡之后，从6月7日开始到7月20日，用了整整43天的时间，专门揭发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乌兰夫，有目的有准备地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进行诬陷。同时，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和高等院校大力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暗示、引导揭发批判乌兰夫等一批革命老干部。会内会外，北京内蒙遥相呼应，很快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引向乌兰夫，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以及孔飞、毕力格巴图尔等一大批蒙古族老干部也被株连进去。这次会议的结论是“乌兰夫的错误是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乌兰夫罗列了五大罪状。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制造了内蒙古第一起“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冤案。
紧接着在8月初，改组了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公开点名批判市委第一书记李贵。这是揭批乌兰夫的重要步骤。随即成立了内蒙古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四清”领导小组和生产领导小组，全面取代了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内蒙古党委“文革”领导小组从内蒙古大学入手，借助青年学生的狂热情绪，从学校到机关、人民团体，煽起文化大革命狂潮，并在呼和浩特市接连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破“四旧”，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成为时尚，形成一片混乱局面，“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1967年1月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促成了全国性的“夺权”狂潮。内蒙古也卷入了这场“夺权”恶浪之中，“呼三司”、“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各种名目的群众造反组织纷纷出现，而且发展到盟市旗县。他们接管《内蒙古日报》社，冲击内蒙古军区，各级党政机关纷纷瘫痪，所谓造反派层层夺权，掌管一切，而且相互争权夺位，甚至发生武斗。内蒙古的局势严峻，混乱不堪。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把群众组织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支持前者，压制后者，把王铎、王逸伦等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军区的又一批领导人诬陷为保守派的后台，乌兰夫的代理人，又制造了一起所谓“内蒙古二月逆流”错案，批判“二月逆流”、批判乌兰夫的斗争接连地进行着。6月18日成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1日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2月13日成立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到7月1日内蒙古7盟2市94个旗县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96％的农村牧区人民公社和绝大多数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也成立了革委会，完成了所谓自上而下的层层全面夺权，宣称这是实现了“内蒙山河一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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