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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古代诗歌的发端,显然是受中原的影响。明代以前,诗坛虽出现过张九龄、余靖等大家,但诗人分布面不广,这个时期还只是一个接受影响和酝酿高潮的时期。明代以后,岭南诗坛诗人辈出,诗歌创作繁荣,诗论也显成熟,岭南诗坛才进入自为阶段,并逐渐形成“岭南诗派”。
    一般认为岭南最早的诗人是杨孚,他所著的《南裔异物赞》是用四言诗写成的。杨诗颇有《诗经》风韵,比兴言志已相当圆熟。如《鹧鸪》诗云:“鸟象雌鸡,自鸣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汉诗多为四言诗,杨孚的创作也接受了这种形式。南朝梁、陈时期,曲江侯安都、“岭南奇才”刘删等也以能诗著称,但诗作极少流传下来。
    唐代岭南最著名的诗人是张九龄,现存《曲江集》收有他的诗作二百三十多首,《全唐诗》录为三卷。《感遇》诗十二首是他的代表作,其一云:“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诗评家认为,张九龄的诗“直接汉魏,骨峻神疏,思深力遒”,为后代所推崇。作为唐初诗坛的革新者,张九龄用他的创作实践力排梁陈宫廷诗的颓靡风气,为唐诗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他的一些抒情诗颇为清新淡雅,被认为是“清淡派”的首创者。
    从张九龄的创作成就看,唐代岭南诗坛应有一定的基础,诗人也当还有一些,可惜见诸记载的却不多,晚唐岭南诗人邵谒、陈陶也有诗名,《全唐诗》录有陈陶诗二卷。
    宋元岭南诗坛仍显冷清。北宋曲江人余靖诗作沉郁峭健,“骨格清苍”,在诗坛独树一帜;南宋广州崔与之笔力老健,诗作高华壮亮,有唐人遗韵;南宋番禺人李昴英也颇成就,诗风骨力遒健,刚直之气自然不掩。元朝新会人罗蒙正、黎贞诗作不少,前者著有《希吕集》,后人认为他的诗“圭臬盛唐,元气浑然,调高字响”;后者著有诗稿七卷,也都颇为雅正。
    宋代岭南作为官宦的贬所,不少著名名文人诗客被贬南来,其时间延续之长,地域流布之广,几乎为历朝仅见。他们在岭南的创作,既丰富了岭南诗坛,也为岭南诗坛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这些诗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苏轼,他作为一代文豪,诗名显著,在岭南活动时间既长,所到的地方又多,粤中、粤东、粤西、粤北、海南岛几乎都留有他的诗篇,其影响自然可以想见。宋末朝廷南逃岭南,士大夫一时云集,如文天祥、陆秀夫等慷慨悲歌,对岭南诗坛也不无影响。
    现存岭南宋诗甚少,过去有人认为是因为“崖门兵燹,版籍荡然,无明均尚唐音,无人收拾”。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其实还应该看到,宋元时期岭南诗坛还很不成熟,作者并不很多,所以传世作品也就不多见了。南宋末年岭南罹及战乱,虽也涌现出赵必豫、李春叟、袁玧、陈纪、马宝南、何文秀等爱国诗人,但其规模远非南明时期可比,这里也可看出宋元岭南诗坛的薄弱。
    入明以后,岭南诗坛经过中原诗风的长期浸染,开始走向自为阶段,一般士大夫几乎都能为诗,而大家也代有人出。在岭南诗派形成后,创作上更是高潮迭起,出现一派繁荣景象。
    明初,孙卉、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等五位诗人,在广州南园组织诗社,号称“南园五子”。五子的诗作,上追唐人格调,力矫当时诗坛纤弱萎靡之风,为有明一代岭南诗坛开创新局面。其中孙卉*成就最高,被誉为“岭南诗宗”。他的诗“气象雄浑”、“清圆流丽”,“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歌行尤琳琅可颂”。“南园五子”的诗作,有明代嘉靖年间陈暹的辑本《南园五先生诗》五卷,辑入诗作近二百首,其中孙卉作品最多,达一百余篇。
    继“南园五子”之后,岭南诗坛由邱浚、陈献章、黄佐再欣高潮。邱浚诗多于锤炼,法度严谨,典雅清丽;黄佐诗“休貌雄阔,意思深醇”,风格壮浪恣肆。而陈献章诗题材广泛,诗风超妙自然、清新秀美,不愧为岭南诗坛的大家。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在世时已有诗集传世。现存诗作二千多篇。小诗写景、状物、抒情别有意趣。如《看柳》云:“浅塘低竹小泥村,黄土墙扃白玉门。望见溪头杨柳树,行人都讶是桃源。”陈献章作为心学大师,也常将学说入诗,他的学生湛若水将他的这类诗作编成《白沙子古诗教解》二卷。诗虽重于说理,但明白流畅,于形象处显哲理,也颇有特色。如《示黄昊》云:“高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把柄在手。”陈献章在诗坛的成就,不仅限于诗作,还表现于他的诗论。他认为“诗之工,诗之衰也”;诗应表达真情,应率真,“七情之发面为诗”,诗必须具有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诗当雅健第一,忌俗与弱”。他还认为诗可大用,可小用,大用在于载道,小用在于“雪月风花之品题”,他当然更主张大用,正因为有见于此,他才写了不少哲理诗。永乐成化年间,中原诗坛被浮靡的“台阁体”垄断,岭南诗风有别于此,已形成自己的风格。
    明代中后期,岭南又有“南园后五子”,他们是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旦等。另外还有欧大相继出,主张“力祛浮靡,还之风雅”。这时,由于明代已进行末世,民族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欧大相的诗作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为岭南诗坛带来了现实主义的风气。随着明代的衰落以至灭亡,这一诗风演变成壮怀激烈、坚贞不屈、视至如归的民族精神的表现,爱国主义成了这一时期岭南诗坛的主旋律。诗人很多,诗作也很多。他们的代表人是明末广东三忠的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及邝露、黎遂球、梁朝钟、黄公辅、郭之奇等。代表作多为慷慨悲歌,如“儒冠多被英雄溺,争得咸阳一劫灰”;“泪啸复悲歌,啮断长虹气”;“蹈海肯容高士节,望乡终轸越人吟”;“泉路若逢文信国,不知双眼可谁表”;“丈夫不做寻常死,纵死常山舌不磨”,等等。这是岭南诗坛在明亡时画下的感叹号!
    随着清政权的日益巩固,士大夫反清复明的追求逐渐从行动转变成情绪,岭南诗风也从慷慨激越转变成深沉含蓄。如王邦畿“也知匕首无成事,只重荆轲一片心”;陈子升“世乱微臣珍晚节,尘空老眼极秋毫”;屈大均“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消沉”。而这种风格,“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诗作表现得最充分。
    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退隐不仕。其诗作前期慷慨豪迈,后期苍凉深刻。《旧京感怀》云:“羽翼秋高未奋飞,移家偏问帝王畿。文章总为先朝作,涕泪私从旧内挥。燕雀湖空荒草长,胭脂进满落花肥。城边亦有阴山在,怪得风沙暗翠微。”诗评家认为:“翁山之诗,兼李杜而有之。取材极博,熔铸以自成家。”陈恭尹,字元孝,顺德人。其父陈邦彦抗清亡家,陈恭尹幸免于难。共诗多寄故国河山之思,对清初岭南的疮痍荒凉局面也多有描写。《崖门谒三忠祠》云:“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杜宇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台读旧碑。”诗作感慨深沉,悲歌呜咽,从此可见其诗风的一斑。梁佩兰,字芝五,南海人。与屈大均、陈恭尹一样,也是由明入清的诗人,但与屈、陈不一样的是,他曾入仕清朝。他的诗的造诣较为全面,而诗作也颇显复杂的感情。早年多写社会疾苦,有较高的现实主义价值。代表作如《藏马行》等向为诗坛称颂,其《秋夜宿陈元孝独漉堂读其先大司马遗集感赋(一)》云:“大节平生事,文章复不刊。墨痕尤似渍,碧血几曾干。自得乾坤正,谁知世事艰。草堂灯一点,霜气迫人寒。”
    清代岭南诗坛也十分繁荣,冯敏昌、黎简、宋湘号称大家,至嘉庆,道光年间,“粤东三子”谭敬昭、黄培芳、张维屏继起,把“岭南诗派”的范畴推得更广,内容和形式也更显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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