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闽商”宽泛地定义为“福建商人”，那么在传统时代，他们无疑是频频活动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群体。宋元时期，中国享誉世界的 “海上丝绸之路”就是由福建商人开创的；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又建立起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民国时期，闽籍侨商弘扬中华精神，为辛亥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抗日战争中，深明民族大义，急难同仇，倾家捐钱捐物。在不同时代，闽商均施展出非凡的才华，以其独特的精神面貌而在历史的话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拐过了发展中国家的转折点（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福建进入一个全面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新时期。在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发生巨变之际，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一样，时代对闽商的期望正呼之欲出。新时代需要新精神，现代闽商如果能够传承传统闽商的精神，进而发扬光大，不断创新、阐释和丰富闽商精神的现代含义，将对闽商群体的进一步发展，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穿越千年历史丛林的闽商精神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说：“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的种子的利害的那种植物，不论其生长怎样茂盛，不久就会从地球上灭亡。”这句话实际上说明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指出了经济个性与地域的联系。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闽商这个在中国各个商族中最具传奇与人性色彩的商帮，它过去的成就，不能说没有自己历史的渊源与文化的传承因素。关注闽商，决不能把闽商现象的财富层面同创造领袖型个性培养的区域人文基础割裂开来。闽商千百年来有着独特的个性，与福建文化生态环境中开放的海洋性密不可分。

　　福建海岸线漫长，北起福鼎沙埕，南到诏安详林，长达3051公里，仅次于广东省，居全国第二位；曲折率为1：5.7，为全国沿海各省、区之冠。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湾、岛屿众多，海域辽阔。自宋以后，福建人口迅速增长，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中，向内陆延伸困难，人稠地狭的矛盾使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泉州港的对外交通由是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大港。南宋时《泉南歌》中所描写的：“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明代谢肈制在《五杂俎》中写到福建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同时，福建商人开始对全国各地大量渗透，仅苏州一地，就有漳州、泉州、兴化、福州等地商人。除了沿海一带的海商外，内陆山区也出现了专营该地商品的商人，如连城县的刻书商、崇安县的茶商等。

　　由于远离中原文化区，福建受中原风气影响相对弱些，再加上商人的势力和影响，商人的地位不仅未受到挑战，反而使中原那种贬抑商人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受到强有力冲击。至明清时期，一些大商人集团由于得到地方势力和乡族势力的有力支持，成为左右地方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安抚这些势力，朝廷不得不多加拉拢和让步，这也是其它省的商人所不曾有的。

　　在此背景下，与传统农业区商人相比，闽商精神的内涵具有迥然不同的特征。例如重利的价值观、冒险进取的拼搏精神等，闽南一带推崇“商能致富”、“商胜于工，商胜于农”，“以商为荣”观念深入人心。如晋江、石狮一带商人，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这种颇为强烈的海洋性格，在相当多领域突破了传统文化，适应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发展。再如主张实效，反对空谈，讲究变通，在闽商看来，离开“功利”（实际利益）去讲“道义”，“道义”就是没有用的空话，“道义”和“功利”应该是统一的。要依据情况的变化和现实条件，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认识、努力方向和工作方法，以获得最大的功效。

　　如果把福建商帮与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珠三角商帮相比较，不难发现，闽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由于一向都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从来处变不惊，敢拼敢赢，并使自己获得顽强的生存能力。

　　如果问，什么是闽商的精神？闽商精神就是一种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一种务实求实、乐业敬业的精神；一种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

　　这样的闽商精神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历经两千年的历史洗礼而逐渐形成的，其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闽商发展的历史进程。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支撑，闽商曾经非常强劲，在东南亚一带无可匹敌，直到现在，东南亚的巨商豪富还大多都是福建籍人士。

　　现代闽商的崛起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富有拼搏精神的现代闽商再度崛起，其中既有祖籍福建的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也有实力日益雄厚的本土闽商。
时至今日，遍布世界各地得闽籍华侨华人超过1100万，其中新移民人数近100万，占中国大陆新移民的1/4以上。据有关人士称，境外闽商人数多、分布广，经济实力雄厚，目前，世界华商500强中，闽商占了1/10多。海外闽商集团著名的有：远东集团的黄廷芳家族、华侨银行的李成伟家族、大华银行的黄祖耀、银行家邱德拔、菲律宾菲航大股东陈永栽、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云顶集团的林梧桐、丰隆集团的郭令灿家族、常青集团董事主席张晓卿等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批融合东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型的海外新闽商正在崛起。他们掌握和运用新经济资源，积极开展高科技的产业经营。知识型海外闽商适应能力、开拓型很强；后劲足，不少人已崭露头角。如匈牙利郭氏集团，在东欧以及北美巴西等地设立十多个子公司，年营业额数亿元。

　　同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本土闽商的拼搏与重商逐利本性再度体现，存在于民众中普遍的经商意识被充分激发。可以用“不怕”两个字概括：没文化不怕，照样能做外贸；没经验不怕，一样搞开发；没有钱也不怕，照样搞投资，选了就干。福建是侨省，而在外闽侨基本以经商为主，他们与世界交融，然后又有不少回闽投资，而带回许多世界级的成功经验，成为福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促进福建的外向度达到六成以上。有海外闽商的大力配合，不少“本土派”闽商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资本积累，在国内外市场上迅速崛起，带动晋江“中国鞋都”、德化“中国瓷都”、安溪“茶都”的兴起。单一个县级市晋江，就产生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 “晋江模式”；培育出 “安踏”、“浔兴”、“劲霸”、“柒牌”、“雅客”、“亲亲”、“安尔乐”、“七匹狼”、“德尔惠”、“富贵鸟”等在全国知名的品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向来爱拼的闽商，使闽省经济凤凰涅槃，获得重生。

　　不仅如此，近年来，福建民间在省外投资扩张速度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兴业的福建人数超过250万，从1995年开始，福建商人先后在20多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百余家商会组织。闽商中的“泉州军团”已有70多万人外出经商办企业，在外企业年销售总额已达1600亿元，相当于在外再造了一个泉州市场。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莆田商人，其“莆仙军团”可以说是横扫，或者说是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木材市场：北京占99%，长春占90%，上海占50%。目前，莆田在外经商办厂和务工的已达50多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拥有固定资产300亿元。2003年4月，《新财富》杂志首次推出国内媒体第一份中国富人排行榜，上榜的400名中国富人中，有16位是闽商。

　　闽商精神的现代转型

　　闽商的冒险、重商、实用，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成功闽商，使福建人成为中国社会中最有特点的群体之一。但闽商并不是没有危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闽商精神”，也伴生和潜藏着许多称得上致命的缺陷。

　　由于冒险，闽商在经营活动中时常是不分析、不考证、不调查也不研究，蒙头猛干。这也许能暂时地实现发展，但就长远而言，难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在重商传统的沃土中，闽商虽然也产生了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商家，但就多数中小商人而言，其行为多短期功利，缺乏远见卓识，尤其缺乏最终长远商业战略，这在企业乃至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一个致命弱点。可以说在大陆，闽商正是由于善抓改革开放之机而先行一步，但也是这个缺点，在产业升级和社会整体发展战略方面却明显弱于广东和江浙。

　　由于重商趋利，闽商人惯于在利用制度漏洞或疏于防范中求发展，从而养成对自上而下的法规法令不甚遵从的民俗。但是群体的无序最终以损害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个人为结果，极端功利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思潮充满短期意识，缺乏对文化、制度、社会均衡的总体思考。而且个个都想占山为王，缺乏整合意识。

　　由于实用，在商业世界里，人们可以认为闽商不是一个好的表演者，但必须承认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实践主义者，他们总是不动声色地打拼、开拓着自己的事业，不停创造、积累着自己的财富。这种低调和不张扬的商业作风，虽然充满禅意的自在，也体现着自己的精明，但是却缺乏声势，不容易产生规模效应。

　　更为严重的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南北夹击”中，闽商的后院再度凸现出福建腹地狭小、交通不便、辐射力不强的天然弱势。事实上，福建已经沦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一个边缘空间，不仅难以形成外散效应，还造成自身市场空间被争夺的尴尬局面。而两岸关系僵局持续，福建对台的天然区位优势也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福建优势正在缩小或失去，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

　　应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的竞争之下，闽商所承受的挑战也是空前巨大的。第一，面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和区域之间的竞争，如何借助“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契机，实现同长三角、珠三角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紧密合作的良性互动，以维护并促进福建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在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如何占据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相对有利的位置，进行技术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附加值。第三，如何使敢冒风险，对外部反应敏捷等企业草创阶段时的有利特征不向自我封闭发展，而向理性的、开放性的现代企业管理转化，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逐步扩大外向型比例，同时不断打造在国内市场的品牌核心竞争力。

　　闽商精神的现代转型，决不能只着眼于闽商对福建一隅的特殊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特征，而是要与中国全局、全球市场的深远意义结合起来，以原有的闽商精神为起点，善于发现自身缺点，不断更新，不断注入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鲜血液，充实和完善闽商精神的内核，这对于当代闽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比善于自觉纠正自身弱点，转变自身缺陷更进步了的。结合现代闽商的创业成就，闽商精神的现代转型大致可以归纳为：
拼搏，冒险精神与现代管理相结合，要求闽商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新知识，由创业阶段的非理性行为走向理性的、科学化的行为，最终达到有效驾驭规模庞大的现代企业的要求。与此同时，通过引入现代管理机制，逐步转变企业旧有经营模式，进入到现代产业发展的前沿。

　　趋利天性与合作精神的结合。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提出了“劳动分工致富”原理，提及的就是在市场中要最后获取利润，就必须通过劳动分工。中国庞大的市场充满了无数商机，市场的广度自然而然确立了分工的范围，不同群体可以通过分工而获利，就会有人为图利而去组织社会分工。但是社会分工的另一面就是合作，即 “抱团精神”。由于福建横跨八闽大地，内部的多元结构造成历史上所谓“帮中套帮”的特点，因此有闽东商人、闽南商人、莆仙商人、客家商人的区分，这并不利于闽商合力的发挥，也是需要克服的缺陷。当然，合作精神不只是简单地强调“血缘”、“亲缘”、“乡缘”、 “义字当头”等，相反，也要考虑到“义”、 “利”结合。产业链配套也好，相互之间资金拆借也好，企业之间股份合作也好， “利”的因素都不能忽略。

　　在福建经济的发展战略中，福建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它传递出一个非常有力的信息：未来福建，商机无限。龙腾海峡，正当其时！现代闽商在闽商精神的塑造上，如果既能传承历史上闽商的个性，又能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内在精神的创新，那么可以预见，闽商，将不仅仅是一个出门成龙的故事，而将在海峡两岸的发展中，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文 张侃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