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兰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一位25岁的电影女演员自杀身亡。然后，有十多万人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三十多万人自发为她沿路送葬———这位女子，正是被称为“无冕影后”的阮玲玉。  
　　两个月后，在专制文网中打游击的鲁迅，以笔名为她写下悼词：“‘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这哄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他一开篇便挑明她生前身后的滔滔“人言”，为这样一位弱女子兼“新女性”，讨一句公道。
　　57年后，一位香港导演带着一群香港明星，用世纪末华丽氤氲的影调，两两对照地去复原，去揣测，去观望，去怀念她和他们的戏梦人生。
　阮玲玉死于玩弄女性的恶魔

　　一个把她当摇钱树，一个把她当专利品


　　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曾有「中国的嘉宝」称呼的阮玲玉服毒自杀了，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憾。阮玲玉留有两封遗书，其一是〈告社会书〉，里头写道：「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宽（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罢之。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这「人言可畏」引发人们对当时不负责任的报纸的谴责。连当时处于沉痾的鲁迅，都激于义愤，写了〈论人言可畏〉一文，他直说：「她的自杀，和新闻记者有关，也是真的。」一时之间，这些小报记者成为众矢之的。

　　这两份遗书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联华影业公司出版的《联华画报》上，长久以来被大家所引用及谈论，但其实，二十几天后的四月二十六日所出版的《思明商学报》上，却登载了阮玲玉的另外两封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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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24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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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遗书，内容简短涂改多次

　　《思明商学报》是三○年代出版的一张内部发行的机关小报，发行仅一千五百份，外面的读者是看不到的，不仅当时的读者看不到，就连以后研究电影史的学者也没有人发觉，事实的真相就这样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一九九三年三月由暨南大学连文光教授编着的《中外电影史话》，才附有新发现的阮玲玉遗书，后来上海写电影史料的老作家沈寂写了〈真实遗书揭开阮玲玉死亡真相〉一文，也是根据这新发现的遗书。

　　真正的遗书这么写着：

　　其一： 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误（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 季珊：没有你迷恋ＸＸ（案：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吧！

　　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案：即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加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两千零五十元，请做为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当时《思明商学报》在发表这两封遗书的同时，又刊登一篇〈真相大白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文中说：「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二封，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写的，梁赛珊后为良心所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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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造遗书，唐季珊为脱罪造假

　　阮玲玉自杀后，唐季珊迫于社会压力，乃指使梁赛珊代笔，伪造了遗书，除将死因归于「人言可畏」外，还将矛头改指向张达民，为自己脱罪。我们看经他修改后所公布的联华版遗书：

　　季珊：

　　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请代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那就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两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注：指〈告社会书〉），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民国）廿四．三月七日午夜

　　就此遗书观之，做伪的地方太为明显了，上海茶商、花花公子唐季珊和从少女时代就霸占阮玲玉的张达民一样，都是迫害她的元凶。唐季珊还曾在街上当众打她，逼得她几次自杀，而遗书中却有「我对不起你」、「令你为我受罪」、「如果你真的爱我」，如此「深情款款」的字句，此时此地恐非阮玲玉说得出口，这也未免写得太假了！加上阮玲玉文化程度不高，平日又忙于拍戏，甚少提笔写作，但观遗书，却文思缜密，文辞修饰有加，这在一个在悲愤交迫的人，是无法从容地写出如此通达流畅的文字。

　　因此后来梁赛珍声明，是她将「遗书」交给《联华画报》发表的。而梁赛珊也声明，是她参考了唐季珊交给她的阮玲玉真正的遗书，按照唐季珊的意思起草了两封假遗书，说出「人言可畏」等话语，以减轻唐季珊的责任。那潦草的字迹也是她模仿的，而这一点，当时张达民就曾指出，他曾对记者说：「遗书已见报载，唯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云云。梁赛珊也说真的遗书她并没有交还给唐季珊，而是交给了《思明商学报》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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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相，呈现于黎民伟日记

　　最近，阮玲玉所工作过的联华影业公司领导人∣∣黎民伟的日记及文章发表了，更让我们看清这事件的真相，也印证了阮玲玉对爱情的破灭。我们据这些文献，重建她生命最后三天的历史现场：

　　三月五日下午，阮玲玉女士到我们霞飞路分厂里来请假，她主演的《国风》在昆山拍过一场外景，因为取景不甚满意，导演罗明佑、朱石麟两先生发出通告，定在八日上午出发苏州去补戏，而阮女士因为她的讼事在进行之中，九日下午必须亲自出庭，故来向我请假。我曾准了她的假，请她在十日（即星期日）的早晨，随同工作人员乘八点钟的特别快车赶到苏州去。除了请假的事以外，我们并没有谈多少话，但是因为提到出庭的问题，阮女士曾对我说：「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无罪，不过报上登的太难听了。」她又说：「还有马路上卖报的小孩，嘴里乱喊着看什么什么，更叫我听了难堪。」......

　　三月七日的晚上，我在舍间设宴招待一位美籍技师和几位香港来的同事，与宴者一共两桌人。阮女士请假那天，我曾口头邀请了她，那晚她到得特别早，谁也想不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的宴会。筵席虽然十分简单，宾主尚能尽欢，阮女士始终坐在席上，谈笑风生。在席散之后，她临别吻了我的内人和铿（黎铿，黎民伟四子，当年著名的童星）、锡两儿，特别是阿锡，她伏在小床上连吻了两次，出门之后，又回进房来吻了一次。这在她平时也是如此，那时我们以为是她太高兴了，谁也看不出半点异状。那知过了八个小时，竟得到她服毒的噩耗。

　　而据说阮玲玉当晚离开黎宅之后，又到扬子江饭站与唐季珊等人一起跳舞。他们回到新闸路沁园村九号家里时，已是三月八日凌晨一点。他们是一路争吵着回到家的。到家时，阮玲玉吩咐女佣给她准备一些点心，一边上楼进了卧室。她对唐季珊说：「很晚了，你先睡，我记好零用帐就来睡。」谁也不知道一个行将远去的苦命女子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但表面上她还是镇定而从容的。而后来被发现时，现场有她吃剩的点心和三个装安眠药的瓶子。

　　黎民伟三月八日的日记这么记载着：「早六时忽接唐季珊来电话云：阮染疾病，请即代觅医生来卡尔登戏院旁之邹岭文医生家，伟即漱口，牙盐盅盖坠地粉碎，予心知不佳，即找陈继尧医生、陈达明医生往救，无进步。闻她自宴罢归家，曾请其母煲面与她食，其时擅服安眠药，并写下遗书两封，乃摇醒季珊，问他是否当她为妻，并叫唐给她最后一吻，唐始觉诧异，遂雇车送她往四川路福民医院，惟该院夜深无医生，（阮前曾服安眠药亦送福民医院救活，故此次其母亦命车送她到福民也），遂转送邹岭文处救治，各医见无进步，乃于午间送入中西医院，至晚六时半与世长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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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爱纠纷，扼杀阮玲玉的人生

　　阮玲玉的自杀，是起因于情爱的纠纷。阮玲玉，广东人，父亲早逝，家境清贫，靠母亲为人帮佣过活。一九二五年初，母亲为雇主辞退，生活陷于窘迫，这时张达民慨然予以资助，故阮玲玉乃以终身大事相许，不久两人在北四川路鸿庆坊同居。后来阮玲玉发现张达民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嗜赌成癖，很快将其父的遗产，挥霍殆尽。屡屡劝之，但张达民却依然故我。而此时阮玲玉因主演电影《挂名夫妻》名气愈来愈大，张达民一次次向阮玲玉伸手要钱，用于赌、玩女人，不给就跑到摄影棚去闹。阮玲玉因张达民有恩于她，曾苦口婆心劝张浪子回头，但张达民并不为所动。这使阮玲玉陷入绝望的境地，她曾服毒自杀未遂。一九三二年因阮玲玉之荐，张达民到香港瑞安轮船公司工作，后因贪污公款被公司开除，后来还是因阮玲玉的关系，才在福建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

　　而在上海的交际场中，性喜玩弄女明星的唐季珊早已对她垂涎已久，在唐季珊的甜言蜜语及银弹攻势下，一九三三年三月阮玲玉带着母亲何阿英及养女小玉，开始与唐季珊同居。四月九日张达民从福建到南京出差，经过上海，回到家里发现人去楼空，方知「妻子」竟然和唐季珊共筑爱巢，怒不可遏，扬言要对簿公堂。就阮玲玉、唐季珊方面而言，以阮玲玉、张达民两人从未举行婚礼，名分未正，自无法律责任可言；但张达民以所爱被夺，心有不甘，因此委请律师致函唐季珊，指其侵占衣饰，窃取财物。而唐季珊也反控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名誉。张达民一气之下，再控唐季珊与阮玲玉通奸，妨害家庭。双方告来告去，受伤最大的还是阮玲玉。

　　各报连篇累牍地报导阮玲玉和两个男人的风流韵事，绘声绘影、诬蔑、攻击、谩骂，接踵而至。就在此时由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片中有无耻记者利用舆论逼死女主角的情节，影片对黄色小报记者的下流心态和以造谣为能事的嘴脸，刻划得入木三分，因而引起某些记者的强烈不满，于是乘机对阮玲玉落井下石，刻毒讽骂。于是，正如鲁迅所言：「……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她被额外的画上了一脸花，没法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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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之作，征服无数观众心灵

　　在阮玲玉短暂的二十五个岁月年华中，她主演了二十九部电影，其中《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之作，她以朴实、细腻而传神的表演，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灵，但在自身的感情上她却无法征服自己。她曾痛心感觉到：「张达民把我当做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做专利品，他们谁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是的，从真正的遗书观之，张达民的无理纠缠，唐季珊又把她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还另结新欢梁赛珍，都是她「心中永远的痛」。也因此在泪枯心碎之际，她不得不走入生命的绝境。至于所谓的「人言可畏」，那是唐季珊编出的脱罪之词，并非阮玲玉自杀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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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一位25岁的电影女演员自杀身亡。然后，有十多万人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三十多万人自发为她沿路送葬———这位女子，正是被称为“无冕影后”的阮玲玉。

　　两个月后，在专制文网中打游击的鲁迅，以笔名为她写下悼词：“‘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这哄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他一开篇便挑明她生前身后的滔滔“人言”，为这样一位弱女子兼“新女性”，讨一句公道。

　　57年后，一位香港导演带着一群香港明星，用世纪末华丽氤氲的影调，两两对照地去复原，去揣测，去观望，去怀念她和他们的戏梦人生。

　　他在戏里不停问着他的那群香港演员，“50年以后，会不会希望有人记得你？”大家都在为那“50年被记住”的荣誉而兴奋，而后来因此片赢得柏林影后的28岁的张曼玉说，“那么多年了，别人记不记得我不重要。如果能记得我的话，那也应该和阮玲玉不一样。她在她最辉煌最美丽的时候就离开了，她是一个传奇。”

　　70年之后，我们还在谈论她和惊叹她。她的死因，的确已经如鲁迅所说，成了无人再去嚼的口香糖；而死的成果，却成了一道光环，成就了她的传奇———这恐怕是她自己，当时的“人言”，甚至犀利如鲁迅的时评都始料未及的。

　　这位中国默片时代的电影女神，用尽短短一生所感受的喜怒哀惧、悲愁爱憎，都在黑白胶片的世界里得以最淋漓尽致的感光和影现。而她自己，虽然努力保持着抗争的姿态，但始终是无处发声的，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

　　世人愿意记住一个媚态烟行的美丽女子，那美，的确有这样的力量。添上红颜薄命的际遇，更是让人同情叹惋。最后，即使是把这场“香消玉殒”搬到所谓“旧社会”的现实上来批判，看见世道如何将美丽毁灭，就此再成就一个社会悲剧，也算得上深刻。

　　而她自己，如玉炉沈水，余烟袅袅。无论你从何处去看，从何处去说，她已用结束为自己保留了最后的尊严和力量。

　　16岁从影，虽多是鸳蝶言情、神怪武侠片中之“花瓶”角色，也初露头角，并得以自立谋生。20岁入联华影业，五年间拍摄18部影片，一生杰作尽出于此。

　　当时的她是万人痴迷的明星，许多观众对她到了“每片必看”的程度。一些60岁以上的老克腊 洋泾浜英语，取意dass，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 们至今仍说，“阮玲玉的美是别人学不来的”。而她自己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对她吹捧求爱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将这些痴心人的信撕毁，就把它们藏在箱里，上面加了把锁，还贴了一张纸，写着“小孩子的信”。

　　演风流幽婉的“野草闲花”时，她总是仔细地描自己的眉毛———那种“两弯似蹙非蹙烟眉”，在北平要画一个小时，在哈尔滨要画两个小时。而要争取出演一个进步女性时，她却用一张纸就擦掉了嘴上的口红，甚至为公司立下包赔经济损失的“军令状”。为了能拍有声片，她努力地一字一句学说普通话———然而她最终也没等到在银幕上开口说话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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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感光最快的胶片”，是导演最喜欢合作的女演员。而她所演出的那形形色色的弱女子和“新女性”，无一不痛撼人心，“闹不清她是把生活撕开来给我们看，还是生活在她的表演里化作艺术之故”。“她在银幕上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等等。虽然影片大都注重传奇性的结构，而且只限于揭露社会黑幕，未能指引光明的出路，但是无论她饰演哪一种角色都是充满着斗争，无论怎么受困也保持纯洁的灵魂。”



　　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美丽呢 如果真的只是当下所怀旧着的那种“海上风情”，如果真的只是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种婉约风致，未免就真的是“淡，淡，淡”了吧。



　　没有看过《神女》中那为养育孩子备受凌辱的妓女母亲，没有看过《三个摩登女性》中那因参加罢工负伤入院的电话局女接线员，没有看过《小玩意》中那家破人亡丧魂失魄的手工艺人，没有看过《新女性》中争取独立幸福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女作家……没有看到那些黑白银幕上无声咽泣和挣扎的形象，也许我们根本不能体会那些胶片上影印着的，她内心的悲苦和呐喊，更遑论去了解银幕下她个人的情感和生活。



　　那些所谓的美丽，所谓的悲剧，半个多世纪后的我们，难道真的能够懂得，真的能够了解么



　　不停有人告诉她要坚强，要独立，要做新女性。出身贫寒的她，靠个人奋斗求得经济独立，事业有成，似乎已是“新女性”之楷模。无奈却没人能告诉她，“新女性”该如何对付这新旧夹杂的世界，这新兴的“记者”和“舆论”，这旧式的流氓无赖，以及最后那一点点的，最基本又最伤人的“爱”。



　　面对《新女性》所受到的“新闻记者工会”的舆论镇压，以及幕后力量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围剿，“勇敢”的进步导演们自然能够付之一笑，“联华”老板大可以私自用公司名义道歉声明。而这个“无拳无勇”的女主角，就成了“新闻”“发扬余威的好材料”。小报们抓住张达民的无赖诬告大肆诋毁，于是就成了鲁迅所说的，“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 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 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 ”



　　而她自己的生活，也似乎逃不出旧套路。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场恶梦到另一场恶梦。“张达民把我当摇钱树，唐季珊把我当专利品，他们都不懂得爱！”那些在电影里教她进步的人们，在现实生活里，并没有给她任何依靠———不是么？即使终因唐这“最后一根稻草”的自私无情而灰心自杀，她依然在遗书里把自己的工资和家小交托给他。“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如果还有别人可托，怎能委屈至此



　　戏剧性的是，他却私藏了她的遗书，另伪造两封遗书公布于世，把罪责都推到了“人言”和张达民身上。而66年后，她的遗书原稿才得以大白天下。原来她是说：“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 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原来不只是“人言可畏”，不只是“男人可恶”，而是，对尊严的无奈的最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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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凌晨，沁园村9号，她服毒自尽。



　　据说死前也曾后悔挣扎，被唐和母亲送至日本人开的医院。凌晨没有值班医生，阮母要求转院，唐露出商人嘴脸：这里没人认得阮，到别处就会认出，一旦认出，我名誉尽毁。然后转投江湖医师，经两三个小时的土法折腾后，终是无力回天。



　　在电影《新女性》的结尾，服毒自杀的女作家韦明在病床上无声大叫：“我不要死，我要活，我要活”，但还是已经晚了。



　　在电影《阮玲玉》的结尾，昏黄的灯光下，大队人马和机器围着躲在被单下哭泣的阮玲玉，和旁边安静的看着她的《新女性》导演蔡楚生———他说“收工了”，走上前去，但是忘了掀开她的被单 或许也是无力吧 ，把她从戏里拉出来。然后是镜头后退，场景拉开，摄影机后的1990年代的导演关锦鹏对演员说，“家辉，你忘了掀开被单看看Maggie！”



　　这一刻，现实和影像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依然是在胶片上相遇。



　　然而舞台中间色彩分明———黑白的30年代的阿阮的脸，她所扮演的那个叫做韦明的女子；彩色的90年代的Maggie的脸，她所扮演的叫做阮玲玉的那个女子———所谓戏梦人生，是一直在继续的梦幻，是戏剧，还是现实



　　70年过去了，所谓舆论杀人，终于是杀不死的了。而杀戮却没有停止。你尽可以说是演员身份地位更高，舆论导向更严肃高尚，女性更独立，社会更进步，却也焉知，不是心灵对悲剧的感知更麻木，我们对悲剧的逃避更彻底。



　　一个“新女性”，落在不同的时代，是怎样不同的戏梦人生？



　　说是“贪那一点点爱”和“一点点依赖”么，谁又能不贪呢 那不过是最基本的温暖。说是在乎那些名誉清白么，谁又能不在乎呢？何况不是畏于“人言”，而是自己最基本的尊严。



　　你以为她那旗袍里摇曳生姿的身影只是风情万种，你以为她那笼烟带雨的眉眼里只是哀怨婉转，你以为她只是戏里的悲情明星戏外的薄命红颜。而我们又怎么能忘得了：即使最终没等到开口说话的那一天，无论是在银幕上，还是在银幕下，她始终保持着呐喊的姿态。



　　而无论她有没有等到那一天，无论我们听不听得到那种声音，我总能记得：在黑白光影的世界里，她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悲愤无奈地，又终于不屑一顾地，吸着烟卷，把僵硬的身体，坐上了那张破旧的桌子———昂然面对这充满屈辱，又诱惑以光明的人间。

文兰

姓名：阮玲玉   
　　性别：女   
　　籍贯：广东中山   
　　出生地：上海
      阮玲玉，中国早期影星，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中山县人，1910年出生于上海。因为当工人的父亲早逝，孩童时代就随母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让她上学读书，就读于上海崇德女子中学。1926年，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考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从此踏入影坛。
    之后，相继在“明星”、“大中华百合”公司主演近20部影片，所扮演在爱情、婚姻方面屡遭不幸的少女或娇媚泼辣的风流女子。1930年进联华影业公司，主演该公司创业作《故都春梦》，扮演妓女燕燕获得成功，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此后，她在《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城市之夜》、《人生》、《归来》、《再会吧，上海》、《香雪海》、《神女》、《新女性》、《国风》等一系列影片中担任主角，在这批暴露社会黑暗，表现下层劳苦群众生活饿影片中，成功塑造了各种饱受苦难的中国妇女形象。
    这些形象中，有女工、村妇、教员、舞女、妓女、艺人、作家等。人物大多身世悲惨，经历坎坷，屡遭磨难而一直奋斗不息，虽然最终都是以自杀、出家、入狱、惨死为结局，但都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和纯洁美好的心灵。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位之震动。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不懈追求。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神女》导演吴永刚曾用“感光最快的胶片”作比喻，给予她高度赞誉。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她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
    然而，这位卓越的女演员婚姻生活十分不幸。1935年，封建恶势力利用有关她的婚姻讼案大作文章，造谣中伤，把一桶桶脏水泼到她的身上。她不堪被辱，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药自尽，时年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