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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 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日本人，南韩人……在八廓街，似乎可以看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对于西藏人来说，他们统统是“哈罗”。八廓街的小商小贩指着那些真假难辨的古董，颇为得意地告诉你：“‘哈罗’来了，全部没有了。”
常常是这样，当你漫步在八廓街上，从这些和你擦身而过的老外脸上，你会隐约察觉到纯属观光者的好奇中含着一缕恍惚。这是一种恍若隔世的神态。即使充斥拉萨城里的各种现代化的车辆正在飞驰往来，使他们不得不相信这已是二十一世纪的拉萨，但他们还是要努力地使自己保持这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今天，他们渴望冒险的幻想已像肥皂泡沫一样消失了，然而他们的追念还在。这种追念反映在他们特意古怪的外表上，和依然不懈的对西藏的一切的热情上。
如今有许多记载当年的外国冒险家硬闯西藏的故事被翻译过来，像法国神父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俄国学者崔比科夫的《佛教香客在圣地拉萨》，英国战地记者坎德勒的《拉萨真面目》，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雷的《拉萨冒险》，日本佛教徒多田等观的《人藏纪行》，以及我最钦慕的法国藏学家大卫·妮尔写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等等。
而这些生动、精彩又不乏惊险、离奇的故事，又被后人（是他们的后人）浓缩在像英国人霍普柯克写的《闯入世界屋脊的人》和瑞士人米歇尔·泰勒写的《发现西藏》以及美国人麦格雷格写的《西藏探险》等书中。只要读过这些书，你会看到，当年的那些老外，那些兼具各种身份的传教士、旅行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自然学家甚至秘密间谍或军人，甚至佛教徒的外国人，是多么渴望一睹遥远东方的那一块有着天堂高度的人间秘境。这一高度既是地理上的天堂高度，也是人文上的天堂高度，因此其难以想像的诱惑力使他们甘愿拿生命去冒险，在地图上形成了从西藏的所有边缘努力伸入腹地的无数粗大或细小的箭头，一些人甚至一去不回，永远地留在了路上。
混杂着野心的幻想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西藏这一块广大而未知的地带，外国人的欲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个人的，群体的，政府的，单纯的猎奇逐渐地演变为以宗教、商业、政治、军事为目的。无论西藏怎样地依恃着强大的天然屏障和顽固的人为屏障阻挡着，但当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藏的大门终究还是被现代化的枪炮轰开了。1903年，由英国人荣赫鹏率领的名为使团实为武装侵略军的千人队伍挺入拉萨，“中世纪的军队在二十世纪残酷的兵器火力面前溃败了”。这是针对西藏的所有冒险史上最令人厌恶的一幕。因为所有的武力下都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暴露了人性最丑陋、最阴暗、最残酷的一面。所有的武力都无法让人原谅，我不愿再次回顾历史。
我喜欢在黄昏来临之前，或者坐在八廓街的露天甜茶馆里，或者坐在抬头就能看见布过拉宫的家的阳台上，边喝茶边读这些书。在渐渐变成金色的光线下，昔日的舞台闪烁着魅影幻现而出，书中有趣的故事缓缓拉开帷幕，故事中的传奇人物纷纷飘然降落。于是我先是看见，那时候的西藏，有的是风雪、冰雹、地震、天花、野狼和秃鹫；有的是神灵、鬼怪、强盗和土匪，当然，还有纯朴的百姓和众多的喇嘛。接着我看见，那些勇敢的冒险家，凭借着各种高明的化装术踏上了远涉西藏的旅程。有的装扮成汉人经商的模样，有的装扮成远方拉达克一带朝圣进香的信徒，有的穿着蒙古长袍、头戴蒙古帽打算混迹而入，有的跟着商队，像是当地的挑夫。为了获得西藏的地理情况，他们改造念珠，伪造玛尼轮，暗藏秘密的六分仪和指南针，无休止地计算步距，辨别星辰，测量温度，其勘测工作是如此的出色，以致他们最终所统计出的沿途的路程、方位、海拔高度、经纬度等等数据误差极小，基本上填补了全球版图上的某一块空白。同时，他们还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农业、牧业、水力资源、黄金资源、生活方式、社会阶层和宗教习俗等经济人文情报。有一位值物学家，在拉萨东面的山上发现了蓝罂粟，那是西藏传说中最美丽的花朵，他把它种植在了他在英国老家的花园里——“这令人难以忘怀。”霍普柯克这样感叹道。
我在书中还看见那个最小的旅行家，永远是一岁的小查理，被他的梦想在拉萨传教的父母带上了漫长而艰苦的旅程，沿途的游牧民和村民都为这个金发碧眼宛若天使般的婴孩而入迷。据说人们曾经排队进帐来看他，更小说化的说法是，他们还打算用最贵重的珠宝、最骠勇的骏马换下他，他们不相信如此可爱的孩子会是凡人所能够生下来的。在路上，小查理迎来了他的第一个生日，还长了牙。可有一天，已经离拉萨不远，山脚下野花盛开，他的父母一边采花一边为他设计着美好的未来，他却在睡梦中安静地离开了人间，“成为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被埋葬在西藏的西方儿童。”大概失去了小天使的护佑，他的父母最终以悲剧结束了在西藏的传教生涯：父亲被盗马贼杀害，几乎崩溃的母亲独自返回故乡看见那个胖胖的好开玩笑的大卫·尼尔，居然在五十四岁的年纪，带着擅长法术的喇嘛义子庸登，秘密走向拉萨。“她化装成一名藏族乞丐，褴褛的衣服下面藏着一把左轮手枪”，“还用墨汁染了头发，涂黑了面孔”。一路上，“他们生动活泼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争相玩弄手段以欺骗当地人的好奇心、讨好官吏和摆脱土匪。” 大卫·尼尔不但藏语说得和边地的藏族一样，而且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修行者，在积雪覆盖的山上，用“拙火定”这一藏密****使身体发热，擦燃火镰，安然度过了严寒的夜晚。一天晚上，一位陌生的喇嘛从黑暗中向她走来，久久地凝视着她，然后提起了她曾在康巴或安多一带旅行时的僧侣装束，并和她谈起了玄学和西藏的宗教，继而像来时一样神秘地匆匆消失了。当他们终于走到拉萨时，正值狂欢节一般的藏历新年期间，她得意洋洋地说：“有两个月的时间，我在这里毫无拘束地游荡，没有人怀疑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名外国妇女见到了禁域。”她在寺院、茶馆和八廓街上同人们说着俏皮话，他们总是把她看作是从远方来朝圣的拉达克女人，把她推到喇嘛跟前说：“给这个可怜的女人一点圣水吧，她的信仰该是多么强烈啊……”她还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盘坐在草地上照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相，甚至随着朝佛的人群混入了布达拉宫，颇为心旷神怡地极目远眺整个拉萨城的风光……大卫·尼尔的冒险经历多么像一出富有喜剧色彩的戏啊。
今天的拉萨，从成都搭乘飞机只须两个小时就可以在八廓街上，成为许多好奇而抱有遗憾的游人中的一员。一位北京人说“仅仅两个小时就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这未免太不敬了。”因此有不少人选择乘坐汽车进藏，这算是所有遗憾中比较少的一种，起码能够满足那些希望以车代步来实现冒险心理的人。故而在汽车旅行中，任何一点风险都会被他们如获至宝，并尽可能地留下对这一点风险的回忆和感受。于是，在八廓街上的一些客店和小餐馆里，不乏狡黠的老板，那些会说英语的拉萨男人或女人，及时地迎合了他们渴望倾诉，甚至渴望炫耀的心情，在放着菜单的桌子上貌似随意地摆了几本劣质的笔记本。这种本子在小摊上花两、三块钱就能买到，却可以让这些可怜的“冒险家”们一边忘情地吃喝一边激动地记录下他们丰富多彩却如出一辙的旅途经历。最相似的是，差不多一无例外地，都要写下折磨他们的同样病症——高山反应。有一幅漫画很有意思，画的是一个人的脑袋正在不停地膨胀，眼睛瞪得很大，牙齿眦着的，一堆惊叹号像火星一样乱飞。有的则故作惊人之语，在写有用着重符号强调的“情报”字样的题目下，不时地出现“下落”、“警告”、“闭锁”、“问题”、“恐怖”等等词汇，这是最喜欢在各处留下旅行痕迹的日本人干的事。有一位日本人还兴致勃勃地在本子里粘贴上他（她）自己设计的小报，一共四张，由日、藏、英、汉四种文字组成；内容丰富，有旅行见闻，（对本国的）回忆，招募同行伙伴的启事等等；版面活泼，附有各种插图和题花，而且别出心裁的是，这些插图分别是诸如“拉萨啤酒”和“娃哈哈”矿泉水的商票，“大白兔”糖纸，“万宝路”和“熊猫”牌香烟盒，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的标志，以及三轮车和中巴车的票据；这张用藏文题名却不为藏族认得的小报，还如此注明“发行所：（日文）；发行日：九八年七月：发行者：别记；联络：别记。”也有日本人骑自行车进藏的。只是很少很少。我在一本“情报本”上看到，有个骑自行车的日本人竟然是从云南的德软沿滇藏线和黑昌线到拉萨的，在弯弯曲曲的路线图下，穿插着这些文字：“自行车大破，走行不能……景色最高……最恶……忧……大丈夫。”
不过，在拉萨的街上，还是时常可以看见骑自行车的金发的外国人，大概是终于可以过把瘾了，都能够把自行车骑得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生龙活虎，意气风发，骑得飞快，屁股都快从车座上腾起来了，断断没有高山反应之说。事实上，大多数西方老外的身体总是要比东方的老外更好。有一次我在金牦牛雕像下正好看见有五、六个老外共骑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那车肯定是从樟木口岸经尼泊尔带进来的，车身格外长，有五六对脚踏板，通体银色，在阳光下熠熠闪亮，倒像一艘神气的快艇。而那些老外个个年轻，健康，漂亮，一路上洒下欢声笑语。我不禁在想，在他们心中一定不见得有多少对往日冒险家生涯的怀念，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也在冒险。
最有冒险精神的老外甚至把自行车骑出拉萨城。翻越几座高海拔的山，骑近千里的路程，到达樟木口岸，再将那辆伴他冒险的自行车，一同出境回国，完成他们的冒险之旅。
至于说到徒步旅行，往往以旅行社组织为多。也有例外，但不管危险。几年前，在边境口岸亚东的一座寺院的门上，我意外地看见一纸告示，说有个老外于某个时候在此地独自步行，却莫名其妙不见，希望发现者通知云云。我忘记了是哪一个国家的老外了；更无法知道他是故意隐没于崇山峻岭之中成为一名修行之士，还是已被传说中的野（女）人抓去山洞中生下一群小野人，还是真正地遭遇了不测。我只记得他失踪的时间已经很长，记得他胡须浓密的脸上灼热的眼光穿透告示上褪色的复印小照。
然而我还是对这样的老外印象最为深刻。比如那位本名似叫尼古拉，藏名索朗，汉名古途的法国人。我是在八廓街上的玛吉阿米酒馆认识他的。其实，外观涂着黄颜色以表明曾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有关的小酒馆，更像混合着本地和异域风味的小餐馆，而在寒冬之夜又像十分温暖的小茶馆。我和几个朋友围坐在康巴和安多一带才有的火炉边，喝着甜茶或欣赏各国游客留下的音乐磁带（几乎是全世界流行歌坛最新动态的汇总）。墙上挂满西藏风情的照片或素描的房子里，除了我们经常光顾，就是那位酷似俄国电影里的忧郁主角的法国人了。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说藏语。实际上藏地的几大方言，他通通会讲，令我汗颜。而藏语不过是他擅长的七、八种语言中的一种。他的汉语也不错，但因为是跟藏族人学的，不免带有藏族学汉语的口音，不禁让人暗笑。最使人惊讶的是，与其说他是一位语言学家——目前，他正在编写一本比较藏、法、英三种语法方面的专著，不如说他是一位西藏学家。他对于西藏的历史、佛教、民俗、现状等等几乎是西藏的一切都了解，堪与同他经历相似的美国人戈尔斯坦相比，即著名的《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作者。都在藏族聚居的地方（包括印度和尼泊尔）生活过，他们都有纯粹西藏血统的妻子（戈尔斯坦已离婚）都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过（尼古拉或索朗或古途至今仍是社会科学院定期邀请的专家之一）。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对西藏的兴趣如此浓厚，有一大把胡子、看不出究竟多大年纪的他的回答却是：“我是一个世界人，我们的世界是一体的……”
今天，对于中国西藏的态度，在类似的世界大同的言语中，似乎已由往昔的激烈转变得和平多了。实际上，冒险的诱惑即使对于一个被异化的藏族也同样存在，抑或更为深重，具体表现为绵绵不绝的“八角情结”。我说的是我自己。当我在西藏的腹地生活多年，渐渐发现这种诱惑宛如美丽的蓝罂粟，人们都会为之深深入迷。然而，真正的蓝罂粟只存在于西藏古老的传说里，人们满怀喜悦摘走的不过是酷似它的花朵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