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最初的定性，是黑社会挑衅政府。但实际上，瓮安当地本来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府的职责，首先是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但是当学生被劫杀，商人被抢劫，那时瓮安政府在哪里？政府的职责，还在于作为公正的第三方，以超然中立的立场，协调各种利益。但是当村民的生存环境被污染企业破坏，当村民的合法利益被村官侵犯，那时瓮安政府在做什么？那时瓮安政府干脆就站到作恶者一边，甚至不惜动用专政机器，公然诱捕愤而抗争的村民代表。

    瓮安政府不做人事，就必然失掉一个政府必备的最起码的公信力，就必然失掉民众对它最起码的尊重和敬畏。瓮安政府不过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根本就不配称作政府，而不过是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早就把瓮安的公权力切割殆尽，用作他们攫取不法利益的清道车。

    于此不难理解，瓮安的官民矛盾，为什么会那么突出。以至当县府大楼被烧，当地民众不仅不痛心，反而群起欢呼；以至当事件平息，当地民众慰问站岗的外地武警时，却对本地公安横目以对。瓮安遭遇的不是个别官员的徇私枉法，那里只有强权，没有政府；只有统治，没有治理；只有混乱，没有秩序。瓮安遭遇的显然已经是政府的失败，制度的失败。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公开的秘密。但为什么那么多阳光下的罪恶，竟然一点不曾收敛？那么多罪恶在阳光下大行其道，底气都是哪来的？这才是问题的全部要害。

    客观地说，瓮安现象并非孤例。政府失败，制度失败，早就在基层造就了一个又一个黑洞。瓮安不过刚巧碰到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属于黑洞的地方，跟瓮安的唯一区别，只在这根稻草还没有掉下来而已。而一旦掉了下来，其结局相较于瓮安，相信只会更糟，而绝不会更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剖瓮安这只麻雀，创造一个制度重建、政府重建的范本，就尤其显得必要而紧迫。而这首先，就要从创新善后模式开始。

    应该承认，曾经令人绝望的瓮安，其善后模式却不乏亮点。事件爆发之初，瓮安当局完全用敌我思维来主导整个应急机制，警方通缉，媒体讨伐，只归罪于黑社会挑衅，自己根本没有反思，没有自我问责。这倒不是瓮安的独创，而是很多地方的惯用招数。这出自一种极其自私、极其阴暗的算计。先借助公权力，对优势资源进行破坏性开采。一旦激起民众抗争，则不问青红皂白，把事件完全政治化，上升到一方稳定的高度，然后不择手段地予以强硬处置。由此导致的高昂成本让整个社会埋单，利益和荣耀却悉数归己。这种招数虽然老套，却往往屡试不爽，以至形成路径依赖。正是这样的路径依赖，令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有恃无恐，底气十足，敢对民众下狠心，出狠手，完全罔顾民众的斑斑血泪。

    但是这种算计在瓮安终于碰壁。事实证明，摧毁社会秩序，造成瓮安无政府状态的从来不是瓮安民众，而正是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以公权力做赌具，攫取最大化的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才是瓮安不安的深层次因素。至少就媒体已经披露的情况看，瓮安早已经蜕变成化外之地，早已经蜕变成新时代的水泊梁山。而这水泊梁山的主宰者并非他人，正就是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所以才有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恐惧，以至于当着省委书记的面也不敢说真话。而一旦中央政府发威，将瓮安领导班子果断拿下，瓮安马上人心大顺，社会马上平静祥和。

    瓮安善后的这种华丽转身应该是意味深长。特殊利益集团对上以社会稳定要挟中央，对下以国家暴力威胁民众，而使自己既无自上而下的监督，亦无自下而上的制衡，最终尾大不掉，这已有恶性循环的趋势，任其发展，必导致社会整体病变。必须敢于对特殊利益集团果断处置，这就需要相信人心，相信人心中向善的力量。这方面，瓮安善后的华丽转身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实验，值得期许。（原载于《珠江晚报》）